伏尔泰的思想主张（伏尔泰的政治主张）

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与天壤而同久，

共三光而永光。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人间词甲稿 贺新郎》钱塘夜潮，却掩不住东海边的隆隆炮声，彩蝶纷飞的庄周梦，终究要到醒来的时候了。那时的王国维，虽居家不出，却时刻关心世事，深切忧虑着国家前途与命运。其父对康梁“变政”亦十分赞赏，还将他们的“疏论”（即《上清帝第二书》）交给王国维，嘱他认真阅读。随着变法一步步实行，全国各地维新人士十分活跃，纷纷组织学会、筹办学堂、创设报馆。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其“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的倡议，不啻如同平地惊雷，将迷梦中的世人惊醒。王国维便是受“新学”风潮波及的一员，他心心念念盼望出洋，开阔眼界，然而由于“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在乡试考举人失败后，20岁那年，在父亲的劝告下，他与一乡镇商人的女儿成婚，并在私塾任教。为了维持生计，他只得再度准备科举考试。然而由于“不守时文绳墨，不肯入时流”，他再度落考，也从此绝了仕途之念。在返回海宁又做了一段时间塾师后，他终于决定去上海寻觅新的出路。那是一个“豪杰并立、武夫当关”的时代，南越地有蔡元培、鲁迅，北吴地有章太炎，海宁尚有饮誉“ 五四”以后新诗坛的诗人徐志摩。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那个之后集中西古今文化之大成者的王国维也终于走上了历史的舞台。那时的上海，“十里洋场”，堪为“冒险家的乐园”。商楼鳞次栉比，店铺客栈、茶楼酒肆、戏院烟馆乃至娼寮妓院，五光十色；车水马龙、人流熙攘，三教九流，夷夏杂糅，马车”得得“、洋车”当当“，更是不绝于耳。

20世纪初老上海在同乡许家惺的介绍下，王国维来到他心向往之的《时务报》馆。此时主笔梁启超已离去，汪康年一人总揽报馆大小事务。彼时的王国维，头戴一顶瓜皮帽，脚穿一双元宝式棉鞋，一身土布棉袍，寡言少语。加之一口难懂的海宁方言，言谈举止，都似格格不入。也因着这种不合时宜，在报社里，他颇受冷遇，只能在报馆打杂，做着所谓抄写、校对、收发书信的“书记”工作，拿着微博的工资。当时报社前景已愈加黯淡，销路渐不如前，王国维屡有退出之念，都在父亲要他忍耐的叮嘱中勉强支撑着。便在这时，罗振玉（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给王国维带来了新的希望。这可算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学制三年，并包分配（推荐或聘用），对那些热切渴望学习外语、将来或有望出洋的青年来说，实在是个巨大的惊喜。王国维当即向汪康年请求，得其应允，每天午后可以去东文学社读三个钟点日文。每日既要处理纷繁的报社日常事务，还要应对愈加深奥的功课，此中艰难，自不必言。但王国维并不以为苦，反是在学问的沉潜中感到心灵的充实。当时有名的报纸同样是在这所学校，王国维正式与影响他一生的罗振玉相识。罗振玉知晓王国维，源于王国维写在东文学社同学扇面上的“《咏史》绝句”中的一首诗：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咏史》绝句第12首意思是说，张骞虽然出使西域，见过许多城池，但究竟还是比不上东汉出使“大秦”（古罗马)、直抵“黑海”（ 波斯湾）而返的甘英，他站在黑海东头眺望大秦的景象是多么雄伟啊！由此亦可见出王国维放眼世界的渴望。彼时中国已成西方列强竞逐之鹿，自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后，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1898年，沙俄强租旅顺大连。眼看国势日殷，便在这时，紫禁城中传出谕旨，决定采纳康梁“变法”主张，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史称戊戌变法，也便由此启动。一时间，维新众人都弹冠相庆，喜不自胜。却唯有王国维始终沉着冷静，忧观时局，看到了政局的瞬息万变，满怀忧虑：亮无未雨谋，苍苍何喜怒。（《杂诗》）不知光绪帝可曾翻得出“苍苍”——老太后（西太后慈禧）的手掌？王国维一语成谶，“戊戌政变”很快爆发，慈禧迫令光绪帝发出捕杀康梁维新党人的上谕，一时间腥风血雨，天地黯淡。1899年，他写下一首七绝，题为《八月十五夜月》：一餐灵药便长生，眼见山河几变更。

斗柄又垂天直北，客愁坐逼岁将阑。更无人解忆长安。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夕阳余晖下，山寺、飞鸟的轮廓都显得模糊迷离，寺院中悠长的钟声仿佛把山间的云彩都定住了。我登上山顶，想要更近地眺望明月。如果我有一双天眼，便可以借此透视凡界红尘，可惜啊，我只是人世间一个凡夫俗子罢了！如叶嘉莹所说，对这样一位天赋极高的学者，我们唯有深致悼惜。他用一死捍卫学者的尊严，却让活着的我们更觉出生命的可贵与庄严。人生有时如“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然而生命越是短促，却越该活得认真。王国维虽走了，却留给世人厚重的积淀，这何尝不是对生命的一种珍重？惟此独立之精神，

试看几多炊爨（cuan)绝，何如守我旧青毡。他对王国维最大的期盼，便是愿望他能够安贫乐道，专心学问，坚守内心，不为外物所扰。1892年，时年16岁的王国维参加了岁考，以第21名的成绩，入了海宁州学，并为当地父老乡亲推为“海宁四才子”之首。当时王国维对考据产生了兴趣，并于18岁那年撰文“条驳（对文中论述逐条予以批驳）”当时的一位大才子俞樾的著作《群经平义》。他的父亲知道他在写驳文后，深感不安，严词规劝他，这样钻古籍、喜考据，是“名为高，实则懒；名为有学，不苟且，实则无作为耳！”然而那时的王国维虽年纪尚浅，却已颇有主见。他秉性耿介，认为学问面前，本应当无分尊卑、一视同仁。其条驳之文，虽然不免有少年气盛，却已足以显示出他卓然不群的学风：不畏权贵，不惧权威；学问上更是是非分明，绝不苟且。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操练了16年之久的北洋海军一败涂地。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前夕，朝野震惊、人人垂涕。康有为一昼两夜不眠，拟出进呈光绪帝的“万言书”，大声疾呼：法不变，国必亡。5月2日，更联络各省应试举人1300馀人进行了一次集体情愿，史称“公车上书”。梁启超事后评述：“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目击甲午战败惨状，王国维在一首词中写道：七尺微躯百年里，那能消古今间哀乐？与蝴蝶，遽然觉。

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许多人知道王国维，都是由于这段话。他将几首诗词连缀起来，敷演出人生成就事业、学问的几重境界。由最初的孤独迷茫至追寻理想时形容消瘦亦无怨无悔，再到人生愿景突现眼前时深切的欢喜。这段话曾激励过许多人，在人生最困顿、迷茫、沮丧的时刻。然而当我们回顾王国维的一生，也许会发现，这何尝不是他生命轨迹的写照？致力学术，抵死不悔。他一生寡言少语，却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学等方面均有深诣和创新，著作等身，为学术界筑起一座座丰碑。他生平惟以书卷相伴、淡薄名利、安贫乐道，却每每在国家危急存亡之时挺身而出，以笔为矛，针砭时弊，胸中满是家国情深。他用一死捍卫一个学者的尊严，却让活着的我们更觉出生命的可贵与庄严。那一支如椽巨笔，穿过了人生的几多愁苦，却将厚重的思索留给了我们。1877年12月3日，伴着“早潮才落晚潮来，惊涛日夜两翻覆”的钱塘江潮，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降临人世。雄浑壮观的钱塘江潮后来他自述：“维之八字为丁丑十月廿九日辰时。”丁丑是牛年，辰时为上午八九点钟之间。尘世开始忙碌之时，恰是他降生之日，这是否预示着他往后一生都将难脱尘世愁苦，人生的风霜总接踵而来。1880年10月，王国维生母凌氏去世，那时他仅有两岁，刚离襁褓。“中道失所养，幽怨当何如？”他写道。幼失母恃，从此，天真、活泼，凡上苍所赋予孩童的“赤子”的权利，他都失却了。而他终生所引以为憾的“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也便在积年的落落寡合中渐渐形成。王国维生当光绪初年，且为新旧世纪之交，时代的更替、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便无可避免地在他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并共同造就着他的性情。王家祖辈数代“国学生”，家中藏书颇丰，生长于这样一个充满士大夫文化氛围的书香之家，王国维自小耳濡目染，酷爱阅读，旧学濡养深厚。其父王乃誉“淡名利，寡言笑”，生活简朴，曾作了首七绝《岁暮题零用册示儿》：粗衣淡饭苦难全，莫为奢华体面牵。

留得当年好颜色，嫦娥底事太无情！这首诗或可看作他对失败了的“戊戌百日维新”的“周年祭”，其中不无寄寓了他对光绪帝和维新众人的同情，对“太无情”的西太后慈禧深切的谴责。而对那些曾奢谈维新，一旦有变便隔岸观火者，王国维亦十分鄙视，痛心疾首地感慨：“国家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时务报馆已被查封，王国维也只得另谋生路，便在这时，罗振玉再次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将他安顿在农报馆内，嘱他好好学习日文功课。

罗振玉他是耿介书生，实在不愿受人施舍，然而无法推却对方好意，王国维终究答应在东文学社内任“庶务”一职，协助做教务管理工作。“庚子年（1900）”很快到来，一个新世纪的肇始，神州却愈加黯淡无光。一个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民间组织义和拳在北方发展得如火如荼，仇洋、灭洋之火，势如燎原。凡是被义和团目为“洋”的铁路、电讯设备、火车站、教堂都被或毁或烧、付之一炬。七月，“八国联军”一路攻占大沽炮台、天津后，向北京进逼。慈禧太后欲借义和拳之手击退列强，然而那些土枪、土炮甚至是锄头、大刀如何能同列强的洋枪洋炮相抗衡，又是一番血流成河、山河变色。北方，举目断壁残垣，饥民塞道，其劫难情状，令人“闻之心酸”，有如时人一首诗中所写“五色旌旗成列国，万家灯火尽夷人。谁谓河山可无恙，夜来鬼泣尚频频。”谁谓河山可无恙，夜来鬼泣尚频频曾经引得四方来朝的泱泱大国，如今却是风尘满面、血污满身，谁人能不为此流淌热泪？但越是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越是能见出有良知、血性者的刚健骨气。王国维感慨愤激之余，常直言指斥慈禧太后先支持“义和团”转手又杀“团练”大臣的反复无常之态，认为不先强其国，何能抗洋？也因着这些激烈言论，他多次被人误认为是为洋鬼子辩护的“外奸”。他虽无心政治、淡薄名利，然而面对世变、国家忧患，却每每满怀悲怆，对人民苦难抱有深挚同情。激愤之情难解，便常常以笔做矛，针砭时弊。1901年，王国维终于来到了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生涯，让他走出国门、开阔了视野，见到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兴盛，同时在异国他乡青年学子反清爱国思潮中，也触发了对人生与社会更深挚的思考。6月，由于鹤膝风病发作，他只得匆忙返抵故国。在罗振玉的来电下，他决定到武昌农业学校做教日文的职员，编译高等小学堂教科书，并在罗振玉自行创办的《教育世界》杂志编译《哲学丛书》。他写道：“自是以后，遂为独学之时代矣。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王国维雕像他花钱自购了社会学、心理学、哲学方面书籍，因为许多哲学方面著作是德国的，他还兼学了德文，英、德、日等语言，为他“求知识于世界”，日后迈入世界学术之林进一步打开了大门。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尼采、叔本华，从莎士比亚、弥尔顿到伏尔泰、卢梭，从歌德、席勒到拜伦、哥白尼、牛顿......举凡哲学、文学、科学、社会学，他皆广为涉猎。多少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他孤灯一盏，临窗苦读，在哲学的思辨中，对人世纷乱看得愈加清明。很快，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哲学辨惑》出世，对一般守旧之士的种种攻击哲学的谬论予以严正驳斥，认为哲学与人类同存亡、共命运。他预言：异日发明广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他的这些见解，已远远超越了罗振玉所谓的“人才世界论”，而以其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考，见出其胸怀襟抱、见识气度，隐隐已有大师风范。此后，《红楼梦评论》的问世，更开近代中国文学批评之先河，王国维亦被尊为“中国第一个批评家”。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曾经那个被众人目为乡间“冬烘”的少年人，如今却是如一块擦净了风尘的美玉，温润有方。在《教育世界》杂志卷首，有一幅王国维的肖像：是一张脱帽半身近照，照片里的王国维前额高敞宽阔，戴着新式瑁玳眼镜，因深度近视而圆睁着看人的眼神，自信、耿介，透出深邃、睿智的光芒。《教育世界》杂志王国维像1906至1907年间，噩耗频频。先是其父王乃誉去世，次年妻子亦病逝，未及新年，继母亦病故。人生的风霜接踵而来，他愁绪满怀，词作中字字句句都有无限悲凄。漫作年时别泪看，西窗蜡炬尚澜。不堪重梦十年间。

《人间词乙稿 浣溪沙》西窗的蜡炬，在风前犹自烛泪纵横，它是在为我哭泣吗？十年的情事，那堪在今宵重梦。一年将尽，客居他乡的愁绪愈加深了。可是啊，如今再也不会有人怀念远客在外的我了！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枪声中，各省纷纷响应，神州大地掀起了“独立”、“ 光复”的巨浪。然而清帝虽逊位，袁氏窃国，却是令志士仁人皆满怀忧愤。此时王国维为学术计，已随罗振玉避居日本京都。然而面对世代更替、王朝兴衰，一场场权力角逐，仍是让王国维无法释怀。他写下数首诗作借史咏“辛亥之变”。“楚汉龙争元自可，师昭狐媚竟如何？”可见出他并无意非难“革命”，亦从未反对“民国”，他所可耻可鄙者是那些“狐媚”之人，对袁世凯趁武昌之变做了“总理大臣”、大权独揽，以“狐媚”取天下，十分不满。回国后，王国维几番辗转，先是为英国商人哈同编《学术丛刊》，此后又成为清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直到1925年成为清华国学院的教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1925年9月，在研究院开学仪式上，一位瘦小的老人缓缓走上讲台，他头戴瓜皮帽，鼻梁上架着一副瑁玳眼镜，布袍粗褂，更为人惊奇的是，他脑后拖着一根纤细的辫子。这便是王国维。

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王国维主要讲授古史、《说文》、《尚书》和《礼仪》。他讲课时声音不大，有点口吃，且满口海宁腔。学生向他请教学问，他若是不懂，就常老老实实地说：“阿拉弗晓得格（我不晓得）。”《论语》有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能够坦率承认自己的不知，不仅是一种立言的谨慎，更是一种睿智。王国维一生寡言，平时除了教学生，与几个同事谈论学问，他极少同别人交往，一般应酬更是全然谢绝。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学术研究上，名也好，利也罢，皆如浮云。他字静安，马叙伦赞“静安确是学者，毕生态度可以‘静’字该之。”那时，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安贫乐道、值得人们敬佩的学者竟会在两年后决绝结束自己的生命。1927年6月2日上午，颐和园的园丁突然听到几丈外一声水响。刚才还在鱼藻轩独自吸烟的老人，转眼便不见了踪迹。园丁赶忙将人救起，可惜为时已晚。湖水很浅，王国维被水下的污泥堵塞了口鼻，瞬间便没了生气。研究王国维的学者周宁这样形容他离开时的场景：“口鼻塞满淤泥，身下是一片水迹，世界寂静悠远，没有任何声息。”在他的口袋里，有这样一份简单的遗书，开头16字：“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此后90多年来，关于王国维的死因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殉清说”、“以身殉学术说”、“罗王失和说”、“长子逝世说”、“忧惧社会变革说”、“时局说”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叶嘉莹先生对王国维的一番论述，颇为妥帖：王国维处身激变之时代，亲身经历如甲午战败、戊戌政变、八国联军之役、袁世凯称帝至他自沉前夕北洋军阀混战，每一次世变都在他心中留下极深创痛。他愈是想要寻求其“爱”与“可信”之理想，愈是不免陷入彷徨与矛盾中去，而时时感到理想破灭之悲。再则便是其忧郁悲观的天性，又喜追索人生终极问题。然而如叔本华所说：“智慧之光愈明，便愈能看透生存意志的原形，那时便会了解我们人类竟是这一付可怜相，而油然兴起悲哀之念。”他既关心世变，又不能违背淡泊天性涉身世务以求为世用，只好退而从事学术研究；然而他又无法真正忘情世事，遂在学术研究中寄托有裨于世乱的理想。正如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所说：“屈原一方面洁身自好，有所不为，这是南人的超脱，另一方面又辗转激愤，为所不能为，这是北人的执著。集南人北人品性于一身，无法既超脱又执著，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那是屈原的宿命，又何尝不是他的？在《浣溪沙》里，他这样写道：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