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水不犯河水（什么叫井水不犯河水）

现在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侯孝贤与郭敬明。两个不沾边的人，现在被生扯到一起。

但是从话语优势上看，郭敬明的粉丝显然干不过精英，处处显露出他们的弱智。一个会微积分的人和只会加减乘除的人过招，胜败不言而喻。问题是，有必要大炮打蚊子吗？我们的大众文化就是这样，没有飞机，只有蚊子。

侯孝贤是华语电影领域的标志人物，虽然他过去拍的电影没有在商业上获得过成功，但这从未动摇过他的地位。过去，公众话语表达不发达，话语操控在媒体手中，信息传播是单向的，所以，侯孝贤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如此消费——开始是欣赏、赞赏，然后是怜爱，后来是抱着侠盗罗宾汉的心态打抱不平。

我不知道，在欧美，类似伯格曼这样的导演，推出一部新片，评论界是否会把斯皮尔伯格揪出来戏弄一番。我猜不会。因为他们在电影类型化的发展上比我们早了半个多世纪，我们现在电影都还没类型化。西方观众和媒体都会去关注消费自己喜欢的电影类型，这是他们的共识，不管是话题还是审美，都不会出现井水犯河水的事情。

我认识一个台湾记者，就职《中国时报》，她在大陆采访台商的时候，总发现这些老板的身边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身份也很复杂，她可能是老板的干女儿、侄女、秘书、外甥女……但后来她发现，这些女孩统统都是二奶。所以她对二奶这个角色产生了兴趣，最后写出了一本《美丽爬强——包二奶密集》。

去年，广西师大希望给我出本书，就是现在出版的《只有大众 没有文化》。书稿整理完之后，我琢磨着得有一篇序言。开始，想找个朋友给我写，后来一想，朋友写序，无外乎一堆溢美之词，而且未必能把我的真实想法写明白。这年头，夸人骂人都说不到点子上，索性，还是自己写吧。

我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些年的经历的事情，作为一个旁观者，这些年一直在跟中国的文化娱乐行业打交道，看了二十多年的文化怪象，也厌倦了。于是我就想，为什么厌倦了这个行业？因为太低级，它可能跟商业、从业人员素质、文化基础有关。在我想这些事儿的时候，忽然意识到，我们的专家学者其实很少去关注过中国的大众文化，关于大众文化的书，一种是翻译西方的专著，一种是拿中国的东西往西方的现成理论上套，鲜有花心思去研究的著作。我能理解，毕竟，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学者，大都是为了出成绩、评职称，尽可能去找一些相对容易入手、容易出成果的项目去研究。所以，这类学术领域研究成果的书奇少，学术界对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几乎还是空白状态。

于是，郭敬明被拉了进来，成了一个“捧哏”的。

我更相信，郭敬明在拍每一部《小时代》的时候想到的是如何获取最大限度的票房，在商业社会，一点错都没有。可是有人不服，非要说他的电影烂，价值观扭曲。没错，按照某些艺术或价值观标准，郭敬明的电影就跟你说的一样。但是且慢，人家压根就不是给你拍的，人家就是给价值观扭曲的低龄观众拍的，因为国人整体审美素质低下，市场就是很大，需要这方面的消费品。两三岁的孩子看《海绵宝宝》，四五岁的孩子看《喜羊羊与灰太狼》，你觉得正常，为啥初中生看《小时代》你就觉得不正常了？因为你不会去关注《海绵宝宝》，你知道用欣赏侯孝贤的标准判断《海绵宝宝》是可笑的。批判《小时代》就像用品味拉菲的标准去品尝可口可乐一样。只有等每一个类型片都丰富了才会避免这种错位。

打一个粗俗、非常不恰当且容易得罪人的比方（不然很多人对大众文化缺乏认知）：郭敬明是个接客的，目的是挣钱，所以必须要别人爽，越多越好；侯孝贤是个嫖客，只顾自己爽，但他姿态优美，值得玩味。于是我们就想当然地认为侯孝贤在嫖郭敬明。在一个大众文化不丰富的国家，我们都在只有一个嫖客和一个接客的假设前提去推导结论。

郭敬明是类型化的先驱，他比很多没有价值观的导演更有勇气——至少他敢亮出变态的价值观。

美国记者帕梅拉·德鲁克曼写过一本书《外遇不用翻译》，因为她长得有几分姿色，在世界各地采访时常常会遇到各类想泡她的男人，于是她开始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观察分析这些人，进而从文化习俗、价值观、性格、情感表达方式等角度去分析这些国家的男人。从文体上讲，有点像我们过去说的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但里面又确实有些真知灼见的分析，它不是学术，但是却给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外遇也好，包二奶也罢，其实都是社会学、大众文化一部分，我们的专家学者其实也可以研究一下，记者虽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但是往往缺乏理论分析的能力，写出的东西更感性一些，只能算提供一些素材。可我们的专家要研究这个题目，成本不会低，且很难入手，万一耽误了评职称……

举这两个例子，有点跑题，我想说的是，因为专业领域缺乏对大众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总结，媒体反倒承担了“研究”任务，这种本末倒置常常会使本来混沌不清的文化乱象变得更加混乱，这种混乱结果往往又成为人们去参考判断的依据，在下一轮的争执中，会乱上添乱。

有句话讲：井水不犯河水。现实中，井水犯河水的事儿却时有发生。如果从规律上讲，一定是因为不按招数出牌才会出现井水犯河水的事儿。

而我们，极其自然地井水犯河水，并且顺利成章制造出对立面，就是我过去说的15岁和50岁都在消费一样东西。我相信，侯孝贤在拍每一部电影时想到的是如何用这种语言表达自己对世界某个层面的理解，这是比较自我的创作者的常态，并且希望能有一些共鸣。台湾在艺术与商业的关系上解决的比较好，没有人喜欢把它对立起来。我们这边的农民至今还没有过这个坎，还在艺术和商业之间瞎鸡巴掰扯。你可以有一个良好的愿望，希望侯孝贤的艺术片有不错的票房，但你不能一厢情愿，因为从郭敬明的电影票房数据中证明了侯孝贤没有商业生存空间。

专家、学者、精英真正该研究思考的是郭敬明的消费群体，这个不招待见的群体的理解能力和消费能力对大众文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一个来势汹汹的大国，国民会有如此扭曲的价值观？郭敬明只是这个群体的代言而已。如果学术界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媒体界、意见界、精英界也就没兴趣重复谈论这类比较低级的问题了。

我在书的序言里提到，大众文化需要次序和秩序，可偏偏中国的大众文化出现的时候没有次序，它是在一个特殊历史阶段，一个国家突然开放，外面的东西突然进来——它能按你想象的方式按次序进来吗？显然不能。没次序就失去了秩序，井水与河水混为一“潭”。

作为被动的一方，大众会本能去消费他感兴趣的文化产品，可问题是，我们的市场提供的文化产品相对比较单一，缺少层次，大众在消费的时候往往会不得已去消费他可能不感兴趣的产品——而且是就低不就高，因为这里面有美学的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