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博烧烤带来的政策效应（二）

产业结构的倾斜，以及规模性产业带来不了当地消费体量的上升，三驾马车拉动GDP继续向前的同时，还要促进产业升级换代，科技环保共进，于是消费又给投资和生产让路了。这也是政府在规模性产业空间不足的情况下拉动业绩的另一套通用范式：大力引进独角兽企业，发展新能源和数字经济，关停环保压力大的企业。

国际经合组织国家，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4%，我们国家这一比重还不到13%。2022年为例，淄博的民生支出占GDP为9.6%，这还是在口罩事情最严重的的2022年，卫生等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81.59%的情况下。

同样的套餐，同样的产业方向，所以最后的结论应该可以预见，新经济替代旧经济，本质上还是投资和生产的重复，不过是新产能替代旧产能。然而新产能的建设，投产，产出效益进而再回补产业升级和扩张没个3-5年实现不了，根本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消费的不足，民生支出的持续投入必然让政府陷入内循环不畅的境地。

2018年淄博土地财政依赖度大约为69.3%，经过四年的发展和调整，2022年土地出让收入186.61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49.48%，财政依赖度已处在50%以下。

特别是口罩事件的三年，项目的投资和生产并不能有效的转化新的生产力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和政府收入的提升，相反这三年政府的税收是下降的，民生的投入，特别是基础卫生的投入巨大。

第二个特点是招商引资竞争中“重规模，重扩张”；带来的问题就是，经济结构失衡和地区失衡，中小民营企业和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充分，产业落后，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土地出让收入多年来一直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发布一项2019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报告（土地财政依赖度=土地出让金/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近九成城市土地财政依赖度超过50%，最高的是温州达到17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带来的问题就是，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政府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土地，部分地区达到80%以上。

新经济引进是一个过程，但是过剩产能和环保控制可以快速见效。所以近年来，淄博市累计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上万家，压减钢铁产能近600万吨，焦化、电解铝行业产能全部出清；实施建陶产业转型升级，产能由8.27亿平方米压减至2.46亿平方米。

2023年后，各地方政府扩大招商引资的力度，纷纷成立百亿甚至千亿的产业母基金，土地财政开始向股权财政转变。通过股权投资新兴产业，强行要求反投比例，进而达到招商的目的。且不论这投资的成功率和效益，资金同样给了投资和生产，缺失的依然还是本地消费和居民民生。

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需要达到新能源，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规模性才能发展。而调节产业结构，促进民生的同时又保证经济的发展和升级，需要政府有更多的灵活度。

土地财政必然的同规模性产业扩张在一起，土地出让是地方政府收入主要来源，是地方招商引资、通过基建投资逆周期调节经济主要手段。所谓的招商引资无非是廉价的土地获得产业的青睐。而规模性产业可以在较短的任期内产生巨大的政绩。

第三个特点是“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带来的问题就是产能严重过剩，外贸失衡，国内消费低迷，内循环不畅。

在淄博的产业结构中，化工、纺织等传统产业占比达七成，其中重化工产业又占比约七成。换言之，重化工在淄博的产业结构中占比近半。目前全国有41个工业大类，淄博实现了其中39个大类的规模化发展，工业产品超3万种。全市的原油加工、氧化铝、解热药及中小电机产量均居全国前列，特别是氧化铝和解热镇痛药占全国1/3产能。电解铝、水泵、耐火材料、水泥、农药、发电量 、合成氨、釉面砖、化学纤维的产量居山东省前列。雄厚的规模性经济带来的是夯实经济基础，但是也导致了科技产业，中小企业发展的不足。另外重化产业必然带来的是环保压力大增。

而在新经济领域，制定了新材料、智能装备、新医药、电子信息“四强”产业发展。具体方面依然是以重大项目为主，每年推出400个左右市级重大项目，年均完成投资1000亿元，其中2022上半年460个省市重大项目完成投资651亿元、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到80%。而在新经济领域，聚力打造氢能、光伏、储能等新能源产业和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数字经济、预制食品等产业，实现淄博“四新”经济占GDP比重达40.2%。

稍微欣喜的是淄博烧烤的火热，也让人看到了淄博政府的转变，即政府角色从生产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逐步转型。而这个转型必然的是从民生开始，调节消费，拉动地方旅游，文化以及基础卫生和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