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胜军（稳增长,需且只需四招）

（来源：中国银行研究院）

出口的压力，主要来自欧美国家推动的脱钩断链。

居民债务占GDP比重

山东省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会首席专家

二、以更坚决的姿态稳定房地产

不必担心财政赤字。消费刺激会带来乘数效应，活跃经济、扩大税基，进而增加税收收入。财政因为消费刺激而实际增加的赤字规模会远远小于10万亿。

三、以实质性改革提振民企投资意愿

“民营经济31条”打响了提振民企信心第一枪。接下来，需要具体的落实、具体的行动，一次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今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10周年，应该不失时机地推出一批重磅改革，扭转民企预期：1）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审批事项，降低制度性交易费用；2）打破行政垄断，让国企和民企真正公平竞争；3）金融机构应回归市场化导向，对民企贷款比重应从目前的1/3提升到2/3的合理水平；4）以实际行动惩戒那些诋毁民企、煽动民企不安定心理的言论。

在此基础上，我们应对标“CPTPP”、中欧投资协定等高标准，以“单边开放”的历史勇气扩大制度型开放。其中，如何确保国企与民企的“竞争中性”是一个突出问题。

四、落实“制度型开放”，“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受三条红线、疫情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房地产市场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现在不应该再有对房价飙升的担忧，而是应努力防止房地产崩溃的危险。房地产已经成为拖累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

山东·菏泽·定陶人

投资的压力，主要来自房地产下行和民企预期不稳导致的躺平心态。

给定中国14亿人的人口基数，按照人均1万元的力度，需要14万亿的消费刺激。中国如今的GDP规模已经相当于2009年的近3倍，毛振华教授建议10万亿刺激规模，应该是比较合适的。

要稳定房地产，必须从供给侧、需求侧双向发力。只稳定供给侧，需求难以改善；只刺激需求侧，购房者会因为担心开发商烂尾而不敢购买。

由于中国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大规模消费刺激也是一种合理的纠偏。200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是46.7%，2020年降到43%。2001年-2020年，最终消费中的政府消费比重提高了4.5%，居民消费比重下降了4.5%。

今年上半年，中国家庭银行存款增加了11.91万亿元，增幅创十年来新高。这表明居民面对不确定性，行为更趋谨慎，消费意愿不足。考虑到美国居民储蓄率低而中国居民储蓄率高的现实，消费刺激应以消费券而非现金形式发放。

天俱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如今，基础设施已经存在普遍过剩。继续砸钱搞基建是不明智的。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消费就是刀刃。疫情三年，对居民储蓄的消耗和透支是显著的，并降低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此外，由于次贷危机以来的持续加杠杆，居民部门债务水平已经显著偏高。

致公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委员

最近几年，中国已经迈出了具体的步伐：允许特斯拉等外资汽车公司设立独资企业；允许Master发行人民币卡；对法国、德国等6国单边免签等等。

文/ 刘胜军

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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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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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民企的躺平心态，是多重复杂因素导致的：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未来不确定性增加；2）脱钩断链导致一些企业存在观望或产业链转移心态；3）“民企退场论”的寒蝉效应；4）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弱、缺乏投资机会；5）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迟迟未能缓解；6）房地产下滑。2023年前三季度，民间投资下降0.6%，但扣除房地产开发投资后民间投资却同比增长9.1%。

稳增长，兵贵神速，要及时阻断负面循环的出现。唯有“超预期”才能真正提振信心。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来源：世界银行）

对症下药，要稳定经济，需要祭出以下四个大招：

给定房地产的严峻形势，建议：1）全面取消限购；2）全面恢复对开发商的正常融资。“白名单”不可取，因为对未纳入白名单的企业会很不公平，政府不应“挑选赢家”；3）可以考虑以房贷利息抵扣个人所得税。

扩大开放，是反击“脱钩断链”的最佳路径。

消费的压力，主要来自疫情后的疤痕效应。发达国家普遍在疫情期间向民众发放一定的现金不足，缓解了疤痕效应。此外，房地产下滑导致的“负财富效应”，也对消费产生抑制作用。

刘胜军微财经创始人

单伟建：中国经济有能力持续增长，《巴伦周刊》

· 全文共 2100 字，时长约 6 分钟

2009-2010年中国曾以“四万亿”大手笔刺激经济，并意外收获了高铁奇迹。

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显著。从失业率、网约车数量、办公楼和商超空置率、物价指数、居民存款、FDI增速等微观指标，不难看出三驾马车都存在不小的压力。

一、以大手笔刺激消费

（来源：美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

著有《下一个十年》

· 本文来源：刘胜军大局观（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建议各部门认真检视对外资企业、民营企业还不够透明的“隐性歧视”，以自我革命的勇气清理有关政策和流程。当年为了加入WTO，中国修改了2600多部中央层面、近两万部地方政府层面的法律法规，这种自我加压、自我革命的勇气在当前更加需要。